摘要：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碳市场既是运用科斯定理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典型实践，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从2011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启动，到2021年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中国碳市场的政策效应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研究对近年来中国碳市场影响评估研究的最新文献进行了回顾，主要从环境、经济和创新三个维度进行分类文献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效应方面，中国碳市场不仅促进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碳减排，还对雾霾等其他污染物产生了协同减排效应。②经济效应方面，中国碳市场总体上对区域绿色发展、能源效率提升以及企业的投资效率和经济绩效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居民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③创新效应方面，中国碳市场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带来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最后，文章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结论三个方面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该研究认为，基于中国情景，未来研究可将视角拓展至碳市场的福利效应，更加重视碳市场在区域间、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并结合中国试点碳市场的差异化制度设计，厘清制度设计与碳市场政策效应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全国碳市场的制度优化提供指引。此外，未来研究还需规范碳市场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方法，以提升碳市场影响评估研究在全国碳市场建设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
碳市场；政策效应；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创新效应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逐渐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趋多、趋强、趋广态势，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减少碳排放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1］，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减排政策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以及行政干预的局限性，在政府主导下借助市场化手段降低碳排放是中国碳中和进程的基本特征［2］。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2011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建设的试点工作，2013—2014年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区先后启动试点碳市场，2021年全国碳市场在发电行业率先启动线上交易，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由于碳市场可利用市场机制以全社会最低经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制定者与学界对碳市场的政策效果寄予厚望。时至今日，中国碳市场建设已近十载，该政策的实施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碳市场是否带来了政策制定者预料以外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发现中国碳市场存在的不足，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为试图通过碳市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进而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碳市场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截至2023年4月，全球已有34个碳市场投入运行，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8%。当前，对全球碳市场的影响评估以发达国家碳交易实践为主，既有研究较为一致地证实了碳市场的减排效应，但关于这些减排是否会降低经济绩效仍存有分歧［3-4］。同时，也有学者从技术创新视角探讨了碳市场的动态效率，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5-6］。类似的，自中国开展碳交易试点以来，对碳市场的政策效应评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对碳市场的影响评估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规划模型等方法的事前影响评估研究；二是基于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的事后影响评价研究。考虑到前者属于政策预评估，在模型构建、参数校准等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所得结果难以反映碳市场的真实影响，故该研究主要对中国碳市场的事后影响评价研究进行总结。回顾既有文献，学者们尝试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中国碳市场的实施效果，这些视角不仅包括以碳减排为代表的环境效应，以创新投入与产出为代表的创新效应，还涵盖了经济发展、能源利用、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效应。然而，已有文献在某些相同的研究主题上所得的结果尚未统一，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同时，在某些视角、某些内容上，相关研究也有待广化和深化。因此，对碳市场影响评估的经验证据进行系统性梳理，探究已有研究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对完善碳市场影响评估研究、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具有相当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中国碳市场的环境效应
碳市场是运用科斯定理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工具，其环境效应是决策层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既有文献主要通过检验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与协同减排效应来评估碳市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实施效果。
1.1碳市场与碳减排
碳市场能否实现既定减排目标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首要问题，碳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也是研究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与碳泄漏等角度检验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
总体上看，中国碳市场对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得到了不同层面经验证据的支持：①在宏观层面，早期研究将目光聚焦于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发现实施碳交易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工业碳排放量［7］。随后，越来越多文献在测算区域碳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发现碳市场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量［8-9］。考虑到碳市场还可能通过示范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的碳减排，少量文献借助空间分析验证了碳市场对邻近地区的间接减排效应［10-11］。此外，城市是中国推行碳交易的重要行动单元，关于碳市场减排有效性的探讨也拓展至城市层面。既有文献不仅提供了碳市场可以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量的证据，还进一步考察了碳市场减排效应的异质性［12-13］。②在中观层面，中国碳市场主要覆盖石化、化工、建筑等行业，部分学者基于工业两分位行业分类，选取碳市场覆盖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碳市场启动后，受规制行业的碳排放量显著降低［14-15］，并且碳市场对生产侧碳排放的减排作用更强［16］。③在微观层面，企业既是碳排放的主要排放源，也是碳交易的主要规制对象，故碳市场能否以及如何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更加值得关注。然而，囿于碳排放数据的缺失，既有文献通常选取企业缴纳的排污费作为企业碳排放的代理变量。有研究发现，碳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碳排放［17］。但沈洪涛等［18］对此质疑，发现碳市场降低了控排企业的碳排放，但该减排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而非节能减排技术投入实现的，这可能与其利用试点管控企业名单识别处理组企业且研究时间跨度较短有一定关联。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控制方式，相应地，中国碳市场是基于强度而非总量的碳市场［1］。鉴此，一些文献尝试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考察碳市场的减排效应。在宏观层面，碳市场不仅降低了规模工业的碳排放强度［7］，也促进了区域碳排放强度下降［19］。吴茵茵等［20］进一步分析指出，碳市场虽显著降低了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该减排效应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而非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中观层面，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有文献发现，碳市场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了覆盖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15］。但也有学者质疑，认为碳市场虽促进了所覆盖工业行业碳排放量的下降，但并未有效降低这些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原因在于碳市场的减排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产出实现的［21］。
此外，考虑到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会导致不同地区或行业之间的碳泄漏，而碳泄漏会削弱碳市场的减排效果、增加社会减排成本，碳市场中的碳泄漏问题开始引起关注。一些文献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测算中国各省行业间的碳泄漏，发现碳市场导致了碳排放外溢，促使碳排放由试点地区向非试点地区转移，间接论证了“污染避难所”效应［16］。但也有学者利用转移-份额法估算碳市场覆盖区域的行业碳转移，发现碳市场引起了逆向碳泄漏，即碳排放由非试点地区向试点地区转移［22］。
1.2碳市场与协同减排
PM2.5、SO2等污染物主要源自化石能源的燃烧，与CO2同根同源，理论上碳市场在抑制碳排放的同时也可能降低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因此，除碳减排外，已有文献还从协同减排的角度检验中国碳市场对其他污染物，特别是PM2.5、SO2的影响。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碳市场对PM2.5的影响。在宏观层面，碳市场显著降低了各省市的雾霾污染，且在工业水平或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该效应越显著［23］。来自城市的经验证据表明，碳市场使试点城市的PM2.5浓度明显下降，该效应表现出显著的累积动态特征，即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其对PM2.5的抑制作用越强［24］。从异质性角度来看，碳市场对雾霾污染的协同减排效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城市依次减弱［13，25］；此外，还有文献发现碳市场不仅会降低本城市的PM2.5浓度，还能够通过影响邻近城市中的企业减排行为和产业结构，改善邻近城市的雾霾污染状况［26］。
碳市场对SO2等其他污染物的影响同样引起学者关注。有文献从省域［23，27］、城市［24-25］层面证实了碳市场有助于降低试点地区工业SO2排放。其中，李胜兰等［26］发现，碳市场不仅对SO2排放具有负向影响，还减少了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此外，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与减污政策相比，以碳市场试点为主的降碳政策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减污协同效应［28］。但也有学者质疑，认为燃煤是中国SO2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碳市场主要通过间接减少煤炭使用来减少碳排放，其协同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SO2而非工业废水或工业烟尘上［29］。类似地，任亚运等［19］发现，碳市场虽有效降低地区的SO2排放强度，但对NOX的协同减排效应并不显著。
2中国碳市场的经济效应
在加强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如何保证经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在总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将部分资源用于环境治理必然会挤占经济活动支出，阻碍经济发展。但也有学者质疑，认为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企业的绿色竞争力，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30］。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碳市场会产生何种经济效应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
2.1碳市场与经济发展
为应对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巨大的国际减排压力，中国政府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力度，但是也必须面对一个实际问题，即如何在实现碳减排的同时降低环境规制的负面冲击。这里主要以碳市场为例，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两方面对中国碳市场的经济效应进行总结。
就碳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当前文献形成两种观点：一是促进作用。有文献指出，中国碳市场能够促进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31］，由此形成环境与经济双重红利，推动地区工业总产值平稳增加［10］。二是抑制作用。支持者认为，在短期内，中国碳市场未能实现行业碳排放与经济产出脱钩，减少产量仍是各行业实现碳减排的主要途径，故碳市场会对所覆盖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产生负向影响［32］。
绿色发展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综合运用SuperSBM等模型和ML指数等生产率指标，在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碳绩效）的基础上考察碳市场的经济效应［33］。就碳市场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而言，总体表现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呈逐年增强趋势［19］。具体地，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省份，碳市场对企业生产的负面冲击更小，更有利于推动地区绿色发展；市场化程度越高，第二产业比重越低，碳市场越能促进区域绿色发展［34］。此外，还有文献从城市层面进一步考察碳交易政策的异质性影响与溢出效应。例如，与非工业主导型城市相比，工业主导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碳市场启动后得到大幅提升［35］。就溢出效应而言，有文献认为碳市场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绿色发展，但在总体上并未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36］。然而，也有文献认为，碳市场通过地区间环境规制竞争与技术创新扩散，对非试点城市产生溢出效应，促进了非试点地区的绿色发展［35，37］。
2.2碳市场与能源利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是中国碳中和进程面临的重大挑战。理论上，碳市场可以通过碳定价增加化石能源利用成本，从而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2］。
就碳市场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而言，当前文献大多认为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费。在碳减排过程中，碳市场显著加速了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双重替代进程［38］，是影响区域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的关键因素［9］。然而，来自行业层面的研究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学者发现，产业结构调整而非能源结构与能源强度优化，是碳市场影响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主要渠道［39］。Hu等［14］持类似观点，认为当前的碳市场无法将碳成本有效传导至企业，工业企业难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因此碳市场短期内不会对能源消费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随着研究深入，碳市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逐渐引起关注。部分文献选取能源强度表征能源效率，发现碳市场对能源效率提升产生了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但该效应仅在北京、重庆、湖北碳市场显著［40］。但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碳市场促使燃煤发电企业的煤炭消耗减少，但并未对企业的能源效率（煤炭强度）产生显著影响［41］。究其原因在于，煤炭消耗的下降是企业遵循行政命令而非自身生产优化的结果。还有部分文献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作为代理变量，发现总体上碳市场可以显著提高地区能源效率，且该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升而增强，但碳市场引发的能源回弹效应同样会削弱该政策的节能减排效果［42］。在城市层面，碳市场的启动同样促进了试点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并且市场化与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强化碳市场的正向影响［43］。具体到各试点碳市场，碳交易政策实施以后，北京、重庆及上海试点的能源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天津和广东试点的能源效率相对平稳，而湖北试点的能源效率下降明显［44］。
2.3碳市场与企业经营
碳市场对微观企业产生何种影响是决策层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低碳转型紧密相关。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究中国碳市场的微观经济后果，主要从投资行为、经济绩效等角度来考察碳市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就碳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言，相关文献包括如下内容：①碳交易会使企业的碳减排成本内部化，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从而挤占企业的投资支出。在以建筑和钢铁为代表的碳密集型行业中，碳市场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45］。②具体到不同类型投资，碳市场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方面，碳市场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该效应在能源和制造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强［46］。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济资源支持，企业会增加预防性环保投资而非治理性环保投资，来应对碳市场带来的减排压力［47］。此外，有文献进一步指出，基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碳交易制度安排，企业会在资本逐利动机下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现象在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短视程度高的企业中较为普遍［48］。③目前相关研究的共识是碳市场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不过研究的分歧在于这一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有文献指出，碳市场未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显著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49］。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减少过度投资是碳市场提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可能加剧企业已有的投资不足问题［46］。
除投资行为外，碳市场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不少文献采用企业价值或财务业绩作为经济绩效的代理变量，发现碳市场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50］。在高污染行业中，增加企业营运收益与研发投入是碳市场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主要途径，并且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能从碳交易中获得更多收益［51］。但也有文献质疑，沈洪涛等［52］认为碳市场的确提升了企业的短期收益，但并未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碳配额供大于求导致的碳价格过低是碳市场未能实现经济红利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经济绩效的经验研究中，大多数文献认为碳市场与企业的经济绩效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拥有盈余配额的企业可通过碳交易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额外减排收益；在市场竞争和减排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配额不足的企业会改进生产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53］。还有学者强调，目前中国碳市场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仅限于控排企业，尚未在地区和行业中产生积极溢出效应［54］。当然，也有文献认为碳市场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碳市场对企业的影响是一个依次实现碳减排、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渐进过程［55］，完成既定减排目标而非提升竞争力是中国控排企业参与碳交易的主要动机［20］，因而碳市场的经济红利仍有待释放。此外，部分学者从异质性角度考察碳市场的影响。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监管越严格、配额约束越紧的地区，碳市场对企业经济绩效的改善效果越明显［17，53］。从行业异质性来看，实施碳交易政策主要提升了所覆盖行业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56］。进一步细分行业，发现碳市场的影响在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发电和煤炭行业中呈现出抑制作用［57］。
2.4碳市场的其他经济效应
国内关于碳市场其他经济效应研究的主题涵盖产业结构、就业冲击、收入分配等。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实现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碳市场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已有文献主要从这两方面检验碳市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中，谭静等［58］发现碳市场促进了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且该效应因试点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蒋和胜等［59］同样证实了碳市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发现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产业转移，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未产生显著影响。也有文献指出，碳交易在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碳市场有利于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也对邻近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60］。
其次，在就业冲击方面，环境规制既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减少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也可以通过替代效应增加就业机会，故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就中国碳市场对居民就业的影响而言，相关经验研究亦存有分歧。大部分文献认为碳市场扩大了地区就业规模［61］。以上市企业为例，碳市场不仅带来试点省份中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还对邻近省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62］。有文献进一步指出，碳市场不仅会促使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试点地区转移，还会改变碳市场覆盖企业的就业结构，在增加高学历劳动力比例的同时降低生产工人的比例［63］。不过，也有文献认为，试点碳市场对企业竞争力形成了负面冲击，导致管控行业中就业的显著减少［32］，这可能与其利用工业两分位行业数据存在一定关联。
最后，在收入分配方面，碳配额的初始分配策略、消费者对碳价格的敏感程度以及碳交易收入的再分配等都会改变居民收入及其分布状况。在中国农村地区，碳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应，该政策在为农村居民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64］。还有文献考察了碳市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碳市场可以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并且在碳排放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该效应更加显著［65］。上述结果意味着，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使碳交易覆盖更多群体，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中国碳市场的创新效应
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30］。因此，碳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是决策层和学界颇为关注的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方面考察中国碳市场的创新效应。
3.1碳市场与创新投入
大多数文献认为碳市场影响创新投入的可能机制包括成本约束效应、收益激励效应以及信号传递效应［66-67］。其中，成本约束效应是指随着碳交易引致的遵循成本不断上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动机增加创新投入来降低其长期减排成本；收益激励效应是指创新投入带来的绿色技术与盈余配额能为企业提供额外的经济收益，对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形成经济激励；信号传递效应是指碳市场传递了有关环境监管导向与产业发展前景的信号，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的融资成本、提升绿色创新的潜在收益，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刘晔等［68］发现，在石化、化工等试点行业中，碳市场能够提高企业现金流以及研发创新的预期收益，从而激励企业提升其研发投入总额与研发强度。类似地，李大元等［69］发现，碳交易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正相关，适当紧缩配额发放量有利于激发碳市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企业高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此外，无论是碳市场的流动性约束，还是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70］。
3.2碳市场与创新产出
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特性，环境规制可能会促使企业将研发资金用于非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产业乃至经济体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鉴此，这里主要围绕碳市场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总结。就碳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大多数文献认为，碳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71］。有研究发现，碳市场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72］，而碳价格的提升有助于强化碳市场的创新激励作用［66］。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碳市场引致的绿色技术创新并未对其他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并且该政策还通过威慑效应促进了非试点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73］。余典范等［74］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研究则发现，碳市场不仅促进规制行业的创新，还倒逼其下游行业提升创新水平，但也对其上游行业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碳市场的创新效应还受到市场结构、企业性质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回应碳交易引致的规制压力；国有企业倾向于通过加大金融资产投资来释放压力，民营企业则倾向于选择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应对［75］。不过，也有少量文献发现，控排企业主要通过减产来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由此带来的现金流和预期收入下降会促使其减少R&D投资，从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76-77］。
除检验碳市场的总体绿色创新效应外，已有研究在区分绿色创新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碳市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有文献发现，碳交易政策对控排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有促进作用，而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未产生显著影响［78］。在中国专利分类中，发明专利较实用新型专利具有更高的创新性，可见碳交易更有助于引导企业从事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活动［79］。类似地，何彦妮［80］借助专利引用信息识别企业的创新策略，发现碳市场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减少基于既有知识的渐进式创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高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企业进行更多探索新知识的突破式创新。也有文献持不同观点，姚星等［81］发现碳交易机制对非发明类绿色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在于此类专利的研发与申请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在短期内提高企业产出。类似地，有学者发现由于控排企业选择减产来应对减排压力，且绿色发明专利的创新成本更高，企业更倾向于减少绿色发明专利创新活动以节约成本，故碳市场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要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76］。
4总结与展望
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碳市场的成效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碳市场的影响评估研究大量涌现，为综合评估该政策的政策效应提供了基础。既有文献从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创新效应等角度对碳市场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研究视角方面，碳市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经济福利（如消费）、居民个体福利（如健康），已有文献并未给予足够关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环境治理的新理念，评估碳市场的福利效应将是未来研究有待加强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现实中碳市场的影响不限于受规制企业，还可能延伸至非规制行业、非试点地区，但鲜有文献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展开研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日趋激烈，这意味着碳市场可能影响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控制策略，由此产生预期以外的政策效应（如碳泄漏、创新溢出等）。因此，从跨行业、跨区域视角检验碳市场的溢出效应同样值得后续研究关注。
研究内容方面，大量文献从多个视角评估了碳市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差异化制度设计与碳市场政策效应之间的联系。碳市场制度设计理论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已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然而，中国在发展阶段、碳排放特征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碳市场的关键制度设计将不同于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碳市场。在试点阶段，各试点地区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地方特色构建了明显不同于国际碳市场的制度体系。这些差异化制度设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碳市场的政策效应？更进一步，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制度设计以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作用？这些问题有待相关研究的检验与解答。
研究结论方面，在某些视角下，既有文献所得的实证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通过对中国碳市场政策效应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导致这些分歧的可能原因包括：一是研究样本的不同，包括研究时期、研究层次、研究对象。就研究时期而言，由于碳交易政策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研究样本跨度越小、越接近政策实施时间，所得的政策效果通常越不明显。就研究层次而言，有关企业行为的研究能够提供更为直接和精确的微观证据，但若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碳市场在宏观层面的总体效应可能与微观效应存在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构建准自然实验是当前评估中国碳市场政策效应的主流方法，但现有文献设置处理组的方法不同。例如，在检验碳市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时，不同研究分别采用是否为试点地区、是否为试点地区的高碳行业以及是否纳入重点控排企业名单来构建政策虚拟变量，相应的研究样本及其分组存在明显不同。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是评估碳市场政策效应的常用方法，但即使采用同一方法，既有文献在具体实证设计上也存在差异。以双重差分法为例，大多数文献采用单时点双重差分方法，选取特定年份作为政策冲击时点。考虑到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更契合中国试点碳市场的“先行先试”政策特点，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碳市场的政策效应。以上两种方法对处理效应的估计存在差异，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因此，深入探究已有研究分歧的来源，更好地规范未来研究，可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更为科学的借鉴与参考。
原文信息
题目：中国碳市场的政策效应：综述与展望
作者：李磊 卢现祥
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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